中国近代史

第十三章 外国侵估台湾、新疆与安南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华加紧扩张的时期。而这时欧洲正经历着『物质主义一代』，并受到民族主义、宗教狂热、资本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推动，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加紧了活动。经济上，不独英国和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也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这引起了对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的需求。文化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当时的教条，它所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既适用于物种，也适用于国家，这种思想认同了国家向海外的扩张。宗教上，各派教会的信徒受到神圣使命的狂热所激励，向异教徒传布福音。此外，『白种人的义务』所表达的那种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也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原因之一。

的确，大部分的因素以前就已经存在，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新进展；却为这些因素提供了有效的方向和推动：1865年美国内战的结束、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1870年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以及同年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兴起_这些划时代事件，使离心能量向外扩张，同时，1869年苏彝士运河的开通进一步助长了欧洲在亚洲的扩张。此时，不仅英、法、俄等老牌的侵略国，而且那些后起国家一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国_也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与此相反，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在自强和复兴方面却进展甚小：经过同治朝(1862-1874年)短暂的中兴之后，清王朝的国势江河日下。外国列强利用中国的衰弱，在边疆地区和朝贡国进行蚕食，其后更开始对这个『东亚病夫』的心脏地带发动了正面的攻势。至十九世纪末，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厄运。

日本侵略台湾，1871-1874年

在1871年之前，中日之间的官方往来已中断了三百年之久。日本在明代(1368-1643年)曾做过中国的朝贡国。那时，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为了通过经商增加国库收入，接受了朝贡国的地位_从1433年至1549年，共有十一个朝贡与通商使团浮海来华。但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政治家发觉这种关系很不体面，于是中断了朝贡的惯例，因此结束了与大陆的官方往来。但那些被称为『倭寇』(『倭寇』意指『矮小的海盗』)的日本海盗，仍不断骚扰中国沿海，令明王朝恼怒不已。1644年清王朝建立以后，官方关系仍未恢复；满清统治者与明代皇帝不同，他们从未试图把日本纳入朝贡体制之中。

随着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在商业与外交上对西方的开放，日本商人也搭乘英国和荷兰的船只来到上海。时至1870年，明治政府决定与清王朝建立官方关系，便派遣柳原前光来北京，谋求订约。总理衙门虽然赞同与日本通商，却不愿签订正式的条约。

进步的官员如李鸿章和曾国藩赞同建立条约关系，李鸿章认为，虽然日本曾为明朝的朝贡国，但却从来不是清朝的朝贡国；其地位根本不同于朝鲜和安南。日本要求建立官方关系的行为，并未受某个西方强国的引见或帮助，造就表明了它的独立性和善意，所以中国不应当对它的要求漠然置之。李鸿章警告说，如果硬搞成一种不友好的关系，日本因其更邻近中国，将带来比西方列强更大的麻烦。而且不应该忘记中国每年要从日本进口大量的铜，何况有众多数目的华人在日本。基于这些考虑，李鸿章建议应与日本建立平等条约关系。曾国藩赞同上述观点，另外还强调中日贸易的互利性质，很大程度上这舆只是一方有利的中西贸易不同。他赞成建立条约关系，但是建议不要给予最惠国待遇。

在这些建议的鼓励下，清廷于1871年7月24日批准与日本缔结一项通商章程，它包括如下重要条款：(1)互不侵犯对方领土；(2)在和第三国发生冲突时互相给予帮助；(3)彼此享有领事裁判权；(4)只准在通商口岸，根据海关税则进行通商；(5)日本不在中国任命商务领事。

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来到北京，表面上是为了交换条约批准书，实际上却是为了参加觐见同治的活动，并试探中国在台湾事件上的立场。1871年底，有五十四名航海遇难的琉球水手被台湾原著民杀害，日本抓住这个时机，欲确立它代表琉球人的独占权力。日本的行动使两个半世纪以来一直神秘模糊的琉球地位问题突出了。

自1372年以来，琉球一直是中国的正式朝贡国。在清代，它每两年纳贡一次，与朝鲜和安南同为最重要的朝贡国。1609年，日本的萨摩藩背着中国征服了琉球，将琉球北部置于它的直接管辖之下，而南部则仍由琉球国王治理。琉球成了萨摩藩的一个藩属，每年向其纳贡，还定期向设在江户的幕府纳贡。但是，萨摩藩为了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利，仍指示琉球继续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萨摩藩决定琉球的王位继承，但又允许中国派使册封，确认琉球王的合法统治。清代共有八批册封使团出使琉球，最后一次是在1866年；在这些使者逗留琉球期间，萨摩藩小心翼翼地不让岛上的日本官员与物品被发现，并且教导琉球居民以一种掩盖日本存在的方式回答中国人的提问。琉球陷入这种双重的隶属关系，以中国为父，以日本为母，当与中国交涉时使用中国历法，与日本交涉时则使用日本历法。虽然中国册封使者私下已觉察到该岛上有日本人影响的迹象，但清廷官方对琉球的双重地位却一无所知，而只是把它看作向中国朝贡的藩属。

因此，当副岛种臣在1873年公开声称他有为琉球代言的权利时，总理衙门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由于琉球是中国的朝贡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一方水手遭到另一方原著民的杀害一事，与日本毫无关系。何况，由于中国允许原著民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从来就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因此，中国不能对原著民的行为负责。副岛种臣反驳道，对某一领土的主权基于对这一领土的有效控制；既然中国未曾控制过台湾的原著民，他们显然不受中国管辖，因此日本惩罚他们的一切行动，就不会侵犯中国的管辖权。在内相大久保利通的支援下，副岛种臣劝说东京政府派兵征讨台湾。这一行动一方面显示，明治政府的基本对外政策，是效法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推行扩张；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聪明的伎俩，转移了国内实行代议制议会要求的注意力，并满足了吵嚷着要远征朝鲜的武士。1874年4月，日本政府成立了远征台湾统帅部，由大隈重信任统帅，西乡从道为远征军总指挥。

日本军队很快在台湾登陆，北京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防守台湾。在与李鸿章仔细检讨了形势后，沈葆桢认识到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防守_例如，由金陵机器制造局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铸造的大炮只能鸣礼炮，如果实弹射击就会使炮身爆炸，炸死的是炮手而非敌军。因而中方便与副岛种臣达成了一项协议，其中要求中国保证有效控制台湾，与原著民订立契约，确保以后的遇难水手免受他们的不当对待，并允许西乡从道在两个村庄内惩戒原著人。但是，西乡从道拒不遵守协议。1874年9月lO日，内相大久保利通亲自抵达北京主持这项谈判。

在法国法学家内佳桑纳德(Gustave Boissonade)的帮助下，大久保利通争辩说，中国在台湾岛上没有实行有效的地方治理，这便证明中国对该岛没有主权，因而日本在台湾登陆不能看作是对中国领土的侵犯。但恭亲王坚称，中日关系不应受国际法一般准则的约束，而应以明确规定彼此不得侵略对方领土的1871年条约为依据。对此，大久保利通反驳说，1871年条约谈到的只是中日关系，而不是中国管辖权之外的的台湾原著民。由于双方都不情愿退让，两国陷入了外交僵局。英国公使威妥玛表示愿意出面调停。大久保利通起初要求中方赔偿500万两，后降为200万两。威妥玛认为这个数目并不过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恭亲王最后同意赔偿侵略者50万两白银了事。其中10万两赔偿琉球的受害者，40万两用来赎买日方在台湾岛上构筑的营房。此外，中国还同意对日本的行为不加谴责；这一让步暗示着中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主权。 英国驻日本的公使巴夏礼爵士对此事作了讽刺性的描述：中国心甘情愿地对所受的侵犯花钱付帐，这不啻是邀请外国作进一步侵略。

俄国侵占伊犁，1871-1881年

伊犁是中国的一个府，下辖与俄属突厥斯坦接壤的新疆北部境内的九个城市。九城之一的伊宁被西方人与俄国人称为固勒扎(Kuldjia)，它常被他们错误地标为一个省份。伊犁河谷不仅农业发达，旷藏丰富，而且战略地位重要；其木扎提山口高速12,208英尺，是通往南疆的要津。控制了伊犁便等于控制整个新疆，因此，许多西方的军事专家将伊犁说成是中国突厥斯坦的堡垒。这样的战略与商业要地，自然会引起强邻的注意。1851年，俄国人与中国缔结了《伊犁条约》，获准在伊犁以及蒙古边境上的楚呼楚(塔尔巴哈台)建立领事馆和进行免税贸易。此后，伊犁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达到每年100万英磅。同时俄国人在中亚的不断扩张使他们日益逼近伊犁。俄属突厥斯坦第一任总督考夫曼(K．P．von Kaufman)将军策划利用在新疆发生的一次回民暴乱，开展一项新的征服。

清代在新疆的统治与回民叛乱 新疆回民叛乱的根源在于清帝国地方行政的腐败。自1759年乾隆帝征服新疆以后，新疆便一直被当作一个军事殖民地管辖，行政首脑是驻在伊犁的将军，另外在一些要地派驻副将和王朝官员。约16,000名士兵被部署在天山北路，约5,760名在天山南路。高级文武官员几乎全是满族旗人，他们通过270名被称为伯克(begs)的当地首领统治老百姓_大都是讲突厥语和缠头的维吾尔族回教徒。满洲征服者轻蔑地将这些回教徒臣民视为不开化的土著，对他们征收重税，强纳贡品，以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回教徒的不满是引发叛乱的强大驱动力，而那些被清帝国驱赶到浩罕(Khokand)的以前的统治者『和卓』(Khojas)们则一直热中于重建他们的个人统治地位。被认为是先知后裔的和卓们是当地的宗教领袖，在清帝国1759年征服以前，他们统治着喀什噶尔(新疆南部)。他们不断地怂恿新疆境内同一宗教的教民发动叛乱，而他们自己则组织入侵。在清帝国征服以后的一个世纪中，暴动和入侵不下十二次之多。1864年，在清王朝衰落和中国西北部发生一次回民叛乱之际，新疆的回教徒再度起事。清政府的地方当局软弱不堪，无力将它镇压下去，而北京的中央政府这时又正全力对付太平军、捻军和其它的一些叛乱，也腾不出手来采取惩罚性的措施。

在这动乱之际，一个浩罕冒险家阿古柏(Yakub Beg，1820-1877年)于1865年侵入新疆，经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他于1870年自立为喀什噶尔以及部分北疆的统治者。印度境内的英国人为了遏制俄国的影响向南扩张，便鼓励他建立帝国，并派遣使团前往修好。由于考夫曼将军担心阿古柏会在英国支持下入侵伊犁，同时也对贸易的中断焦虑不安，更急于在中国新疆扩展俄国的影响，于是他于1871年7月下令占领伊犁。沙俄对世界否认有任何领土企图，坚称只是为了维护边界免受回教徒的侵扰才采取了占领行动，并且称只要中国在新疆恢复统治，俄国就归还伊犁。俄国造成了一种慷慨的印象，似乎俄国人在这动乱之际监管伊犁是对中国的一种友善行动。但是，俄国显然认为，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再也不能收复新疆了。为了使动乱持续下去，以便使他们能无限期地占领伊犁，俄国人于1872年和阿古柏签订了一项商约；一年后，英国人也起而效尤。两国以承认阿古柏政权换得了一些商业特权。

中国人必须先将陕、甘两省回民之乱平定以后，才能过问阿古柏的问题。1866年，清廷特派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专事镇压那裹的叛乱者。可是在他挂帅之前又被调去平定捻乱，本书第十章中已有论述。直至1868年捻乱平定以后，左宗棠才得以负起征剿回民叛乱的重任。1873年，他以干练的领导、巧妙的战略和艰苦的战斗扑灭了这两省的叛乱，共耗军费4,000万两。随后，左宗棠的得胜之师摆出进攻新疆的态势。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台湾危机突然爆发；中国在事变处理中暴露出来的软弱，表明它亟需加强海防。这时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即它是否能够在实施一项更大海军计划的同时，又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新疆战事。随后，就两者中何者更紧要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争论。

海防舆塞防之争 经过了十年自强运动之后，恭亲王和文祥首先对海防力量的不足感到惊慌。沿海的高级官员们提议建立一支拥有四十八艘舰只的海军，编为三个舰队，分驻在中国的北、中、南部海岸。他们认为日本的威胁比俄国更为直接。这个集团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大胆地请求清廷取消新疆战事，将它的费用转移到海防上来。他请求购买外国舰炮、训练海军官兵、通过一种新型的『洋务』考试招募人才、制造军火，并增加鸦片进口关税以帮助支付估计年需1,000万两的海军开支。

海防派提出了五点论据：(1)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则离京师远，因而边防不如海防紧要；(2)朝廷财政拮据，而新疆之役毫无胜算把握，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役是否可行；(3)新疆土地贫瘠，于中国罕有实际价值，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4)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5)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前代皇帝征战所得的领土，只不过是保存实力，以待来日的明智之举。

另一方面，其它许多官员虽对海防的重要性不表异议，但主张不应当用牺牲塞防的办法来发展海军。如果中国不能将新疆的叛乱者平定下去，俄国人就会继续推进，西方列强也会受到鼓舞，从沿海进攻作为呼应。这些官员认为，俄国比日本或西方列强的威胁更大，因为俄国和中国有共同的边界线_俄国既可由陆路，亦可由海路进入中国，而日本和西方国家却只能由海上进入中国。他们将俄国的侵扰比作心腹之患，而西方国家的威胁只是肢体之病。左宗棠说，西方列强为占有海港、口岸而开仗，而且通常仅仅是为了商业上的特权，而俄国既想获取商业让步，也有领土要求。

塞防论者也向朝廷提出了五点论据：(1)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蒙古，若新疆有失，蒙古将不可守，京师也受威胁；(2)西方列强此刻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险，而俄国人在新疆的推进已经成为直接的威胁；(3)不应将塞防军费转用于海防，因为对海防已经拨了固定的军费；(4)列祖列宗百战经营的土地不应放弃；(5)像乌鲁木齐和阿克苏这样的战略要地应首先收复。该集团的领袖人物左宗棠警告说，如果现在中止新疆战事，就是招致外人统治新疆。

这两个集团提出的论据都剀切中肯、言之成理。但是，此时沿海显然还未有直接的纠纷，新疆却发生了一场叛乱，有待镇压，同时伊犁为人所占，亦需收复。因此，清廷虽然没有放弃创办海军的计划，还是于1875年4月23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坐镇甘肃兰州，为准备这次战役而弹精竭力。他的策略是『缓进速战』。到1876年初，他做好了出击准备，并于3月间将帅营移至南州。刘锦棠将军在猛攻之下迅速进入新疆，到11月便征服了北疆。这时还固守在南疆的阿古柏对其前景惴惴不安，1877年春末，他遣使前往伦敦以寻求英国的调停，并暗示他愿意接受中国属国的地位。但是，左宗棠军队的前进速度却快于在伦敦进行的讨论。阿古柏被彻底击败，于1877年5月29日自杀而死。他的儿子们继续作战，但是，阅墙之争使他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到1877年底，除了伊犁仍为俄国人占据外，整个新疆全部收复。

清帝国既然恢复了对新疆的统治，中国就具备了俄国允诺归还伊犁的条件。但是，由于俄国驻北京公使 采取拖延策略，推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其时正在国外建立使领馆的总理衙门，便责成将派去俄国的外交官就归还伊犁问题进行交涉。率领使团的崇厚，曾于1870年赴法国致歉，此次他被授予一等钦差大臣衔，即大使之职，并获授权便宜行事。

崇厚出使和《里瓦几亚条约》，1879年 崇厚(1826-1893年)是一个颛顶无能的满洲贵族，他对于这次出使俄国全然没有准备。当抵达圣彼得堡时，他对国际外交上的错综复杂形势和伊犁的地理状况一无所知，而这里的俄国人的阿谀逢承显然使他受宠若惊，戒备松驰。此外，他似乎急于了结此任回国。有人推测断言他畏惧那些可怕的俄国人，并且迫不及待地想要料理紧迫的家务。他的无知与心不在焉使得他被坑骗，匆匆缔结了《里瓦几亚条约》(Treaty of Livadia)，条约名义上是将伊犁交还中国，实际上却将该地区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给了俄国，其中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此外，该约使俄国得到500万卢布赔款，有权在七个重要地点设置领事馆，并且可以沿满州境内的松花江航行600俄里(400英里)。 当这些条款电告北京时，惊愕的总理衙门电令崇厚不要在条约上签字。崇厚却荒谬地回电说条约已经缔结，文本业已誊清，改订或重新谈判已不可能。1879年10月2日，他在条约上签了字，未经朝廷批准就擅自回国。

这消息使中国官场惊愕莫名。总理衙门认定，与其如此这般地收复伊犁，还不如不收复。左宗棠则担心他苦心经营新疆的战果，会因崇厚的愚蠢行为而付诸东流，他竭力说服朝廷应在武力准备的基础上，以强硬的外交对付沙俄，『先之以议论，……次决之以战阵』。 另一方面，李鸿章一向都不赞成新疆战事和迫使俄方交还伊犁的政策；他只是清淡的批评这一条约，但并不主张废约，他说：『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邻之道，先论曲直，其曲在我，侮必自招。』李鸿章当时是少数派，不得人心。尽管国家还没有做好准备，士大夫中间却盛行着求战雪耻之心，无数奏疏像雪片飞来，要求严惩缔约人并撤销条约。其中最为雄辩的奏折出自年轻的詹事府右庶子张之洞(1837-1909年)之手，他用优美的骈体文奏称：『俄人索之，可为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 他要求将崇厚处斩，以示中国拒不承认该约的决心，即使诉诸战争亦在所不惜。由于张之洞道出了士大夫的心声，他声望鹊起。

清廷任命曾国藩的儿子、当时的驻英驻法公使毅勇侯曾纪泽，作为第二次出使俄国重订条约的首席代表。与此同时，崇厚被判秋审后间靳。这遭到了英、法、德、美各国外交代表们的抗议，他们强烈反对一位外交官同僚受到如此不入道待遇，甚至连维多利亚女王也亲自给慈禧太后写信求情。清廷于1880年6月26日宣布崇厚的死刑暂缓执行，不过在第二次出使未获结果以前仍予囚禁。

中国对该条约的否认、对签约者的惩罚、以及那些挑衅言辞激怒了俄国，它派了二十三艘战舰驶往中国炫耀海军威力。 战争阴云笼罩着北京上空，清廷十分害怕俄国海军会在沿海发动进攻，而其陆军则横穿西伯利亚进攻满洲和北京。清廷并不想加剧冲突，但是在舆情的推动下，只好违心地采取了强硬立场。为了预防万一发生战争，清廷起用了几名以平定太平军出名的湘军军官，而非李鸿章的淮军军官，充任防守的要职，另外又通过其信任的外国顾问赫德邀请戈登来中国帮助御敌。

戈登曾担任常胜军的首领，这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自1880年春一直担任印度总督的秘书；但他发现文牍生涯是『活受罪』，便辞去该职，两天后，他就收到赫德的邀请电。戈登立即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在天津会晤了李鸿章，与李一致认为中国不应轻启战衅。他前往北京并警告说，只要政府设在北京，中国就不能和任何头等强国开战，因为大沽炮台很容易从背后攻破，从而使北京门户洞开。他说，如果中国一定要打仗，朝廷就应当迁往内地，准备进行长期的消耗战。尽管这种直言不讳的劝告在充满好战气氛的北京不受欢迎，但戈登认为战争不可取的确造成了强烈影响。李鸿章则利用他，一方面向国内主战派泼冷水，要他们不要进行一次灾难性的冒险，另一方面又向俄方显示，中国在危难之际并非没有朋友相助。

曾侯和《圣彼得堡条约》，1881年 当戈登劝告中国采取和平解决手段之时，曾侯则在为出使圣彼得堡进行准备。为了避免重蹈他前任的覆辙，他通盘筹划了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并详尽研究了伊犁的地图。他决定在边界争端上寸土不让，在通商问题上讨价还价，而在赔款方面考虑妥协；曾侯启程赴俄时，又从英国外交部取得非官方协助的保证，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 在暗中为他出主意。

俄国人起初拒绝在圣彼得堡谈判，坚持将谈判地点移到北京，作为对中国好战态度的惩罚。由于担心谈判将处于敌人舰队的威胁之下，清廷极力要求曾侯无论如何要使谈判在俄国进行。俄方终于默许在其首都启动谈判，但由于俄国人找不到一个体面归还伊犁的方法，谈判进展缓慢。1876年至1877年的土耳其战争，造成了俄国的经济萧条；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俄国又在国际上孤立无援，这使俄方清楚了解到，他们无力进行一次远距离战争。但是他们却无法从中国体面地解脱出来，经过近半年毫无效果的谈判以后，沙皇终于决定同意结束这场纠纷，将伊犁全部交还中国，其中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但不包括西部的一些地方，因为那裹收容了不肯回中国的回教徒难民；俄国领事馆减为两个； 而赔款则美其名曰『兵费』，增为九百万卢布，约合五百万两。由于《里瓦几亚条约》已经空无内容，这些条款被全部载入1881年2月24日签订的《圣彼得堡条约》(Teaty of st．Petersburg)。

一般认为这次和平解决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其重大后果有二：第一，它助长了中国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尽管曾侯曾经警告不要自满、乐观和傲慢，但是，从一个西方强国那裹赢得了胜利的想法激发了自信和自满。那些不负责任妄发清议的士子文人更加相信，这次胜利是来自于他们坚定的立场，因而过分地自信他们有能力解决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难题。

这个协议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新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新疆历来被看作是『西域』，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本土部分，而一直是边疆地区，中国强盛时便领有它，衰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接受左宗棠的建议，于1884年将新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骁将刘锦棠为首任巡抚。这一前所未有的制度革新，建立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重大里程碑。

争夺安南的申法战争，1884-1885年伊犁危机刚刚解决，法国侵略朝贡国安南的问题便出现了。安南古称越南，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受到中国的影响，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年为漠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征服。『安南』得名于唐代(618-907年)所设管辖此地的安南都护府。虽然唐王朝灭亡后安南获得了独立，但它仍然处于强大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之下。在明(1368-1643年)、清(1644-1911年)时期，它是一个重要的朝贡国。从1664年至1881年，约有五十个朝贡使团到过北京。

西方的影响是1615年由耶稣会教士带进安南的，但是在这个儒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裹，教会的活动进展缓慢。法国东印度公司于十七世纪末叶曾企图与安南进行贸易，但这一尝试失败了。可是到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影响开始抬头，那时1788年老政府被推翻后的唯一幸存者阮福映在法国军官的帮助下，重新控制了这个国家。 他被立为阮氏王朝的嘉隆帝，阮氏王朝的统治从1802年起到1945年止。

法国的入侵 嘉隆帝及后继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人士，他们提倡中国的学说与制度，支持仇洋暴乱，反对传教士和本国基督教徒。路易拿破仑幻想建立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帝国，并且摆出海外传播天主教的支持者的姿态，他在1859年派遣军队前往西贡，惩罚反教会的越轨行为。这支军队是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从中国撤回的。1862年，法国与西班牙联合强迫安南接受西贡条约，两国获得2,000万佛郎即400万美元赔款，法国同时获得贸易权、传教权和控制安南对外关系的特权，另外还割占了被称为交趾支那的南安南东部三个省。进一步的探险发现，比起湄公河来说，位于东京的红河是前往中国云南省的更好通道。这一发现激起了法国夺取安南北部的野心。1874年签订的新条约，确认了法国对交趾支那的占领和对安南对外关系的指导，以及法国在红河的航行权。这项条约名义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已把它降为法国的保护国。中国此时正全力应付台湾危机和处理马嘉理被杀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法国前进，只是以安南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为由，拒绝承认1874年条约。

法国在东方建设殖民帝国的行动得到德国的鼓励，据称，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俾斯麦告知法国代表，德国将回击法国收复欧洲失地的任何企图，但乐意支持法国在海外扩张，因而法国在安南加紧行动是不足为奇的。到1880年，法国已在河内和海防港驻扎了军队，并在红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安南政府为了抗拒法国的推进，加强了同中国的联系，它不顾法国的反对，继续于1877年、1881年向中国进贡，并寻求驻在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 的帮助。到1882年，黑旗军已经开始与法国交火。次年，清廷又悄悄派遣正规军进入东京，希图保卫对安南的宗主地位，同时又不与法国公开交火。

此时，自强运动中的领导人物直隶总督李鸿章，反对在完成中国海军建设和海防计划以前挑战法国。李鸿章极力主张，中国既然没有权力废止法国与安南的协议，又没有实力驱逐法国出安南，因此就不可轻言战事，以免酿成大祸，中国只有在遭到进攻时才可应战。他警告说，即使如此，其前景也是黯淡的，因为中方的任何胜利只能使法国重新努力延长战争，而法方的胜利将把中国军队逐回本国。李鸿章因而主张通过谈判迅速解决事端，当时还是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和军机处领班大臣的恭亲王也同意，中国不应仓促挑战一个西方头等强国。

清流党的舆起 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审慎态度，受到一批志趣相投的年轻官员抨击及嘲笑为绥靖与失败主义者。这些人是些优秀的学者，出身翰林，长于奏疏，但在外交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真知灼见。他们哗众取宠，正如在伊犁危机中那样主张好战方针。他们自称为清流党，其中呼声最甚的，一为在伊犁危机中博得盛名的张之洞，一为在目前的中法危机中效法张之洞的张佩纶。

清流党藐视法国为『强弩之末』，认为它是个濒临崩溃的国家。他们主张以战争来捍卫中国的荣誉和朝贡国，谴责姑息必然会纵容贪得无厌的敌人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声称，中国如果在安南问题上立场坚定，就会遏制日本在朝鲜、沙俄在满洲，以及英国在缅甸的冒险行动。他们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在胆气舆美德方面的素质，而非取决于武器：人的精神决定胜负。他们嘲笑地抨击李鸿章：『法国奸计妇孺皆知，唯独李中堂一无所知』；『窃虑李中堂为法人所愚弄，而朝廷又为李中堂所愚弄。』他们还鄙夷地将李鸿章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桧(1090-1155年)，并对其他一些主和派大肆恫吓。李鸿章对一位朋友抱怨说：『不当事之徒草率妄言，仆不胜其忧……彼等轻议政事，继之臧否人物，大多言语欺凌不堪。』清廷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它陷入了荣誉和恐惧的两难境地：荣誉要求它保卫自己的朝贡国，而对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开战又心存畏惧。赫德驻伦敦的代理人 发来的一份报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国军队可能不会贸然投入一场大规模战争，只要开放河内和红河的贸易舆航行，便可消除争端的根源。于是，清廷指令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宝海(A．Bouree)进行谈判。他们达成的协议把安南变为中、法两国共同的保护国，但巴黎立即拒绝了这项协议，接着法国便派远征军前往安南。由于黑旗军与清军队在东京吃了败仗，慈禧太后忧心如焚，害怕法国进攻中国本土，于是她愤怒地免去了恭亲王和其它四名军机大臣的职务。 她再次命令李鸿章寻求解决办法。随后，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F．E．Foumier)于1884年达成协议，中国承认法国与安南签订的全部条约，撤退中国在东京的驻军；而法国则允诺不要求赔款，不侵犯中国，并同意在将来与安南缔结的任何条约中不使用有损中国威望的字眼。法国议会拒绝批准这一协议，因为最后的一条暗示着法国承认中国对安南的宗主国地位。另一方面，这一协定也激起了清流党的极大忿懑，四十七份奏疏要求弹劾李鸿章。困窘的李鸿章因此不敢将协定中关于中国军队撤离安南的期限奏报朝廷。

战争爆发 驻东京的中国军队因未接到撤退命令，拒绝当地法国人要他们撤离谅山的要求，于是战衅再起，中国军队杀死了一些法国士兵。巴黎谴责中国失信，在1884年7月12日发出最后通谍，索偿大笔赔款，并要求立即执行李_福协议。中法又展开了一些谈判，却均无果而终。清廷由于害怕法国进攻中国本土，将清流党的两位领袖张之洞和张佩纶分别调往防御要地：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8月23日，法国海军将领孤拔(Courbet)率领十二艘法国船舰对福州发动全面攻击，在一小时内击沉和击毁十一艘中国兵船，并将1866年由法国帮助建造的福州马尾船厂全部摧毁。张佩纶在山顶上见此情形率先脱逃。但他向朝廷的奏折却以模糊而华丽的言辞歪曲事实，以致北京还以为中国赢得了这场海战。几日后，真相大白，张佩纶被戍边，清廷最终也不再犹豫，向法国正式宣战。

和平解决 从1884年8月至11月间的三个月，慈禧太后果断地支持进行战争。到12月初，以下几件事令她心烦意乱：东京战局胜负难料，法军封锁长江及要塞港口，中国南方漕运遭阻。这使她又产生了动摇。预期中的英、德两国的援助并未兑现；另外还存在着俄国在北部边疆卷土重来和日本在朝鲜推进的威胁。法国也怀着与慈禧太后相似的和平愿望，因为法国国内政局的不稳定和支持远程作战的困难，也开始使法国政府不堪重负。通过赫德在伦敦的代理人的居中斡旋，中法在巴黎达成了一项初步和议。中国决定承认李_福协定，而法国同意不再提出新的要求。幸运的是，就在这一协议成为正式条约之前，法国军队在谅山惨遭失败， 这给北京提供了一个体面的机会争取和平，也打击了法国的好战精神。1885年6月，李鸿章和法国驻中国公使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缔结的全部条约，法国则撤走在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军队。中国没有支付赔款，但它却在经济上损失一亿多两，并欠债约两千万两。

清廷在整个事件中的优柔寡断与举棋不定，令人哀怜。清廷并不想进行战争，但却为清流党所迫，自陷其中。如果从一开始清廷就立场坚定，决意打一场持久战，那法军也许就不敢挑衅。如果遵循始终如一的和平政策，福建舰队与马尾船坞或许可以幸免受到摧毁。领导集团庸碌无能的代价，是顿失了前二者及失去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集团必须为进行这场不切实际、意气用事的战事负很大责任。政治上，他们之中只有张之洞一人的仕途未受这场灾难的影响，其它人却渐次销声匿迹。讽刺的是，张佩纶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流放后，竟做了李鸿章的幕僚，后来还成了李的女婿。

中国舆法国短暂及灾难性的对抗后失去了安南，标志着有二十年历史的自强运动的失败。外交、军事和技术上有限的现代化，未能令中国强盛到足以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中国的衰弱，促使了英国仿效法国及引导缅甸于1885年脱离中国而独立。一年后，英国迫使中国订约，把缅甸沦为自己的保护国，但允许缅甸继续向北京每十年纳贡一次。随着南方的这些朝贡国的丧失，中国东北的主要朝贡国朝鲜，此刻也命若游丝，对此，机警的日本不可能不虎视眈眈。

第十四章 帝国主义加紧扩张：日本侵略朝鲜与『中国的瓜分危急』

朝鲜邻近中国北部，在明清两代，它被中国人看成是极重要的『外藩』和主要朝贡国；朝鲜李朝(1392-1910年)每年三次派正式贡使前往明朝，清朝时则每年四次，另外还有许多小规模的遣使。从1637至1894年这两个半世纪中，有507个朝鲜使团到过北京，也有169个中国使团前往朝鲜。 朝鲜对中国至关重要，明王朝曾不顾国库亏空与军备废驰，于1592年派出211,500人到朝鲜抗击日本入侵，为此耗费了一千万两，1597年的第二次抗战费用也与前次不相上下。这些花费耗尽了明王朝的力量，加速其覆亡。朝鲜人当然也对中国怀有尊敬与感激之情。由于在政治和文化上受中国的影响，朝鲜人模仿中国人的各种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且把与中国的关系说成是『事大』，以区别于同日本之间的较为平等的『交邻』关系。而自1637年以来，朝鲜闭关锁国，除了派贡使前往中国及偶尔向日本派遣使臣外，一概不与外界交往，西方人称它为『隐士王国』。

朝鲜的开放

1635年，一艘荷兰船漂流至朝鲜海岸，此为朝鲜与西方接触之始。基督教在十八世纪下半期开始在朝鲜传播，但却于1786年被朝鲜宫廷当作邪教加以禁止。随后一个世纪，基督教教士与朝鲜皈依者不时遭到迫害。

中国和日本开放之后，『隐士王国』日益受到西方国家要求贸易、传教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压力。但是，朝鲜除善待航船遇难外，拒绝与西方建立任何联系。朝鲜人珍爱及守护着隐居的生活，并聋言国家太小太穷，不足以参与对外贸易，人民则『太愚』，不能理解基督教。1864年，幼王高宗 的父亲大院君摄政后，这一毫不通融的立场变得更加愠化。大院君提倡保守主义，反对变革。1866年2月，他再度迫害基督教徒，外国教士遭大肆屠杀。10月，法国驻华代理公使布隆内(Bellonet)派亚洲舰队司令罗兹(Roze)率600人、7艘兵船对朝鲜进行惩罚性的讨伐。他们占领了江华，却在城外战败，3人死亡、32人受伤。同年8月，美国商船『谢尔曼将军』号(General Sherman)山大东沟开抵平壤，要求通商，却在退潮搁浅后被焚毁，水手全被杀害。1871年，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华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F．Low)带领将军罗杰斯(Rodgers)指挥的五艘兵船前往调查此案。在江华岛附近进行谈判的要求被拒绝后，镂斐迪命令兵船强行驶入通往汉城的淡江。朝鲜的江岸炮台开火轰击，美国人便于6月10日、11日大肆轰击江华城进行报复。然后，他们因没有得到授权开战而撤离。朝鲜人自满地认为打退了法国人，也打退了美国人。

清廷总理衙门正在学习如何适应变化中的东亚国际形势，因为它知道中国无力保卫朝鲜免受西方侵犯。从1867年起，总理衙门巧妙地劝告朝鲜与西方和解，但直至1879-1880年，中国才采取果断行动，力促朝鲜与西方列强建立条约关系，以抗衡日本日益增长的影响。

德川时期(1603-1867年)，日本与朝鲜的关系由对马岛的封建领主 负责，但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东京政府便直接掌控了对朝政策。日本向朝鲜派出三个使团，宣布这些政治变化，并试图修订双方关系。但大院君蔑视日本所实行的现代化和模仿西方的行为，因而拒绝修订两国关系，并以日本国书不合体统而将其使节拒之门外。

日本领袖 为了报复这次有意的侮辱，决定于1873年派一支讨伐队前往朝鲜。这一行动还有其它一些目的：(1)为国内心怀不满的武士提供泄忿的机会，把他们的主要注意力从国内问题转移到国外问题；(2)对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地位进行挑战，以谋取日本在亚洲的领袖地位；(3)阻止英国和俄国在日本附近寻找立足点；(4)为1592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失败雪耻。但是，一批从国外回来的审慎的日本领导人 否决了这个决定，他们认为，日本国内的落后状况不允许此时进行对外冒险，国内的发展与巩固应优先于海外的扩张。

尽管远征付诸东流，但日本还是在1875年派出了一支配备炮艇的探测队。当日本人在江华湾遇到袭击时，他们进行了还击，摧毁了朝鲜的防守要塞。这次胜利以后，东京又增派了六艘兵船前往朝鲜， 同时派遣了一名使者 前往北京探听中国的反应。总理衙门声称，朝鲜虽是中国的藩属，但其内政外交从来悉听自为。这一推卸责任的懦弱的声明鼓舞了日本，使它强迫朝鲜开放，正如1854年美将培里强迫日本开放时那样。清廷一心避免冲突，其时又忙于应付马嘉理事件，便指令朝鲜与日本谈判。1876年2月24日，日朝签订了《江华条约》。条约规定：(1)承认朝鲜为独立之邦，享有与日本平等之权；(2)互派使节；(3)开放三口岸：釜山、元山与仁川；(4)日本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由于没有抗议朝鲜的独立，因而实际上已失去了对朝鲜的唯一宗主权地位。

继在朝鲜采取的强有力的行动以后，日本又于1879年吞并了琉球群岛。这些侵略行动震惊了中国驻日公使 与国内的官员。 他们敦促清廷说，应使朝鲜向西方列强开放，以抵销日本日渐增加的影响。北京委任李鸿章主管朝鲜事务，代替在传统上负责朝贡关系的礼部。

李鸿章决定推动朝鲜向西方商业与外交开放。1882年，他派曾在法国学习国际法的马建忠和提督丁汝昌这两位下属，率三艘战舰前往朝鲜，引见美国海军准将舒斐尔(R．W．Shufeldt)与朝鲜进行缔约谈判。1882年5月22日，《美朝条约》签订，两国同意：互派外交官，在通商口岸设领事，彼此平等相待。美国承认朝鲜独立，但朝鲜另外发表了单独的声明，自称为中国属邦。

随后几年，马建忠又介绍英、法、德等国代表与朝鲜签订条约，这个『隐士王国』终于向西方开放，并且按照中国模式缓慢地进行了一些现代化工作。李鸿章积极的外交活动，挽回了总理衙门推卸对于朝鲜的责任的部分声誉。

国内暴乱与国际政治

1882年兵变 朝鲜高宗于1873年亲政后，闵妃削夺大院君的势力而取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她支持改革，雇用一些日本军官训练朝鲜军队。大院君对此忌妒不满，决定削弱其影响，甚至想趁机干掉她。这场权力争斗于1882年发展成一场正面冲突。大院君利用一些被遣散士兵_他们是闵妃军事改革的牺牲品_的不满情绪，煽动他们攻打王宫与日本使馆。闵妃乔装而逃，幸免一死，日本使馆则被焚，七名日军军官被杀，日本公使 逃回本国。这场政变使大院君重新掌权。

中国政府又一次派遣丁汝昌与马建忠赴朝鲜调查此案。一名朝鲜廷臣向马建忠坦言：一切混乱的根源在于大院君，大院君隔离了君王与外界的联系，并处死了与外交有关的官员。廷臣警告说，如果大院君得不到应有的处置，日本将可能采取惩罚性行动。于是马建忠迅速逮捕大院君，并送往中国监禁。

与此同时，更多的日本舆中国兵船来到朝鲜。按照马建忠的劝告，朝鲜国王与日本达成一项协议，同意支付日本5万美元赔款抚恤被害军官，另赔偿50万美元给日本政府，派使团赴东京道歉，并允准日方在使馆内驻军和建筑兵营。这项协议给予日本向朝鲜派兵的权利，标志着日本外交的重大胜利。这一条约后来造成了巨大的麻烦，马建忠尽管受过国际法的训练，他对此也始料未及。

1882年兵变之后，李鸿章开始积极行动，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地位。中国和朝鲜缔结了一项商约，条约给予中国以治外法权，中国人则提供贷款给朝鲜政府，并送赠一批洋枪。李鸿章还任命一名中国商务代办监督朝鲜的贸易，并指令年轻的官员袁世凯负责训练朝鲜军队。前德国驻天津领事穆麟德(Paul George von Mollendorf)担任了朝鲜的海关税务司和外交顾问。中国的六个营军队驻在朝鲜，以维持治安和防备日后日本的侵略。由于李鸿章的积极政策，中国在朝鲜的势力达到新的高峰。

1884年暴动 此时，袁世凯与闵妃连手对抗日本日渐增强的影响。此后几年裹，朝鲜人中的亲华派与亲日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曾在东京受到热情款待的道歉使团团长建议朝鲜国王接受日本的帮助，进行改革，高宗任用了两位日本顾问。东京也作出了友好的表示，提出减少驻朝军队，并归还部分赔款，用于朝鲜的行政改革。一位新的日本驻朝公使 被派往朝鲜，竭力鼓吹朝日交谊，并操纵由金玉均领导的亲日派。

此时，袁世凯和朝鲜的亲华派掌管着朝鲜政府。但在1884年，中国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撤回了三个营的兵力，亲日派便决定发动政变。1884年12月4日，在汉城新邮政长官的就职晚宴上，所有的外国代表与中、朝高层要人均应邀出席。但惹人注目的是，日本公使却未露面。在宴会结束之前，朝鲜亲日派放火烧城，并在日军帮助下冲进王宫，逮住了国王，滥杀了一些亲华的官员。袁世凯的军队在闵妃的请求下开进王宫，中国士兵远远超过日军与反叛者，他们平定了叛乱并救出了国王。这一图谋失败后，日本公使烧掉了公使馆，逃至一个海港， 而叛乱的主要煽动者金玉均却逃往日本。

东京立即派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 前往朝鲜，强迫朝鲜政府为死难者与财产损失赔偿11万美元、致书道歉及赔款2万美元重建使馆。与此同时，伊藤博文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商谈。李鸿章当时正忙于应付中法战争，因此迅即妥协，并于1885年4月18日缔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此约规定：

(1)中、日两国应于四个月之内各将军队尽数撤出；(2)双方应劝朝鲜聘请别国人为教练，中、日两国人员均不得训练朝鲜军队；(3)日后任何一国如欲派兵前往朝鲜平乱，应事先行文知照对方，一俟事定，应即撤兵，不得留防。

这一协议实际上使朝鲜沦为了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取消了中国的唯一宗主国地位，并且确认了日本具有向朝鲜派兵之权。

另一方面，俄国于1885年占领了朝鲜东北海岸(北纬39度)的不冻港元山港，英国又报复性地夺取了朝鲜南端外的巨文岛，这些国际纷争使局势更为混乱。日本意识到，西方国家在朝鲜的影响，将威胁它在朝鲜的利益，于是采取鼓励中国加强控制朝鲜的新政策。日本设想，假如中国成功地削弱外国的影响，那么，日本在将来只须与中国打交道。李鸿章没有识破日本的阴谋，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他遣送大院君回国，以安抚朝鲜人的不满，并且任命袁世凯为驻朝鲜大臣，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和外交事务，监督其内政。年轻、果断而又精力充沛的袁世凯，很快控制了朝鲜的宫廷、海关、贸易与电报业务。在1885-1893年间，袁世凯尽一切可能扩大中国的影响，成为朝鲜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但他全然不知自己不知不觉地服务于日本的利益。他与李鸿章都没意识到，这种独自控制的政策，有悖于先前引入西方影响以对抗日本的政策。正当中国势力在朝鲜盛极一时之时，日本在经济上与军事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到1894年，日本已充分实行现代化，随时准备向中国挑战。

令事态火上浇油的一件事是：1884年政变中逃亡日本的朝鲜亲日派头目金玉均被刺杀。朝鲜曾屡次要求将金玉均引渡回国受审，但均告失败。1894年3月，他可能在袁世凯代理人的怂恿下来到上海。在上海，他被一个1884年政变受难者的儿子刺杀。由于缺乏商业运输船，他的尸体由一艘中国战舰运回朝鲜，并被凌迟示众以为叛国者戒。日本人认为这一事件是对他们的直接冒犯，并蠢蠢欲动地要以战争来惩罚。但是，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国会解释说，一名朝鲜人在中国被另一名朝鲜人杀害，这在法理上与日本无关，不能构成发动战争的口实。但是日本人仍群情激昂，而玄洋社等秘密组织则煽动采取行动。为了制造出兵的借口，他们怂恿朝鲜东学党叛乱。

东学党叛乱，1894年 东学党运动原本是宗教性质的，带有一些民族主义色彩但不含政治意识，但后来由于官方的迫害，它才带上政治色彩。其创始人崔济愚(l824-1864年)是一类似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的失意士子，苦恼于官方的压迫和基督教的撷张对佛教与儒家的冲击，经过数年思索后，他声称得到了『不死之方』，并奉命传道。他所传授的教义号称集儒、释、道精髓为一体，故称作『东学』，以别于称为『西学』的基督教。尽管东学党徒强调『东学』，他们仍尊崇一个类似被禁止的天主教中的神灵。朝鲜政府因而视其为蛊惑人心的邪教而加以取缔。1864年，崔被逮捕，论罪斩首。东学党虽然转入地下活动，但仍吸引了约十万秘密教众。1892年，鉴于对天主教的禁令已被废去，东学党人向政府请愿，要求开禁及为其创始人洗脱罪名。然而政府不但不接受，还命令他们解散教派。

此后不久，东学党策划了一次叛乱。朝鲜王室向袁世凯求援。日本公使希图造成日本出兵的借口，怂恿袁世凯采取积极行动镇压叛乱者，并佯装日本的唯一目的只是保护贸易，无意参加任何军事干预。东京的中国公使也报称，日本政府不大可能发动一场战争，因为自1890年宪法生效以来，日本政府一直纠缠在与国会的冲突中。李鸿章受此蒙蔽，认为日本不会进行战争；但事实上，在中国派兵朝鲜时，东京已作好了充分的行动准备。

中国人刚扑灭东学党人，八干名日本兵马上就出现在朝鲜。随着叛乱被镇压下去，日本人要求朝鲜改革内政。李鸿章便指使朝鲜政府宣布，只有日军撤出朝鲜，它才可能进行改革，藉以阻止日本。

战争爆发

李鸿章决心寻求外交解决，他希望争取得到西方列强的同情，迫使日本和平解决事端。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Cassini)曾向他保证，圣彼得堡会代表中国出面干涉。但俄国政府未能行动，因为它得到其驻日公使警告，若俄国支持中国，英国可能支持日本。李鸿章转而请求英国调停，英国建议中日双方同时撤军：中国向北，日本向南，在中部环朝鲜首都周围留下一块中立地带。日本拒绝了这一提议，但向英国保证，将在战争中保证上海的中立，并尊重英国在华商业利益。

李鸿章的外交不仅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效，而且延误了军事准备工作。直到外交解决的希望全告破灭时，他才同意袁世凯的紧急请求，派兵增援。清廷租用三艘英国汽船，在三艘中国战舰护航下向朝鲜运兵。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湾将汽船『高升号』击沉，950名中国士兵落水而死。 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

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两个从事现代化历一代人之久的国家间的一场重大较量。在陆上，日本在平壤将李鸿章的淮军打得落花流水，随后成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并宣布朝鲜独立。在海上，中国的境况更为悲惨。尽管中国海军吹嘘有65艘军舰，相比之下日本只有32艘；尽管中国海军力量在世界排名第8，而日本只排名第11位，但是中方并没有将所有船舰都动员起来作战， 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与日方交战，南洋舰队以及另外两支舰队 则保持『中立』，以图自保。日本人动员了21艘舰船，其中9艘是1889年以后建造的，时速可达23海里。北洋舰队在1888年正式成立时有舰船25艘，其中两艘铁甲舰排水量为7,000吨，而日本最大的船舰排水量也不过4,000吨。但是中国船只的时速仅达15或16海里。总之，中国舰队庞大、陈旧且迟缓；日本舰队小巧，新颖且快捷。

两支舰队于1894年9月17日在鸭缘江口外的黄海海面上相遇。经过五个小时的交火，中方损失了4艘军舰，一千余名官兵战死，而日本只损失了一艘军舰。中方未沉没的7艘军舰退至旅顺港进行修理，并于10月18日开至威海卫的海军基地。11月，日军从陆路占领大连与旅顺，使该地要塞的许多大炮失去作用。李鸿章曾为建筑这些海军基地耗资几百万两，却未能派上一点用场。1895年2月，日方抄后路攻陷威海卫，并用要塞炮台转而轰击在港内的中国船舰，中国的惨败已成定局，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僚属纷纷投降，把11艘战船交给了日本。

进行了三十年时间的自强运动，中国在海、陆两方面却落得这种耻辱的失败，使李鸿章面临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他辩解说，单靠他的北洋舰队和淮军来对抗日本全国的力量，自然无法取胜。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遭到解职、贬谪，还被剥去了象征皇帝恩宠的黄马褂。

和平协议

早在中国海军败北之前，北京的朝廷已经开始着手和平准备。朝廷曾派遣在总理衙门任职的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前往日本执行和平使命，由美国前任国务卿福斯特(J．w．Foster)担任使团顾问。1895年2月1日，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在广岛会晤张荫桓，故意冷落他，坚持说他无议和『全权』。他们暗示派一位诸如恭亲王或李鸿章这类地位更高的人前往。此时北洋海军已经投降，清廷求和心切，便于2月13曰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

日本政府提交的和平条款汇众了国内不同集团的各种要求。陆军坚持割占辽东半岛，这将便于日本控制朝鲜与北京。海军希望取得台湾，以此作为日后进军南亚的基地，同时也想租用辽东半岛。财界要求中方赔偿白银2亿两。进步党建议，鉴于不久即将到来的瓜分中国的行动，日本应占据山东、江苏、福建与广东，而自由党则力主割占满州与台湾。日本政府将这些观点综合为一个十条和谈方案，而把重点放在赔款、割地、朝鲜的独立、以及商业与航海方面的特权上。

在马关和谈开始时，李鸿章力劝日方谈判人员伊藤博文舆陆奥宗光牢记西方帝国主义时代亚洲的更大利益；并且请求，中日同文同种，不应互相拆台。李鸿章想在他年轻的对手面前恃老卖老，他已73岁高龄，而伊藤博文55岁，陆奥宗光52岁。 但在实际的谈判中，他却很难说服对手慈悲为怀，尤其在赔款上，日本坚持要求赔款3亿两。就在这一艰难时刻，李鸿章突然得到了其外交努力无法获得的『不幸中之万幸』：当某天李鸿章从会场返回时，他被一名日本狂热分子狙击。子弹击中了他左眼下方，但伤势并不致命。此事使日政府十分尴尬，便主动宣布休战。日本天皇还派御医为李鸿章诊治，日本报纸对李鸿章的态度也由攻讦转为称赞。在李鸿章遇刺的第二天，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前往拜会李的儿子_使团的一名随员时，称：『令尊之不幸实为大清之幸事。自今起，议和条款的商定将较前更容易了，日清之战也将停止。』 l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条约规定：

(l)清政府承认朝鲜国独立自主，不再向中国朝贡；(2)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

(3)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4)开放重庆、苏州、杭州和沙市为商埠；(5)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开设工厂，从事工业和各种制造业。

中国国内的反应是严厉批评这项条约。许多学者指责李鸿章父子卖国自保。两江总督张之洞强烈反对批准条约，数百名汇聚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子几次联名上书清廷，请求清帝废除条约，迁都内地，继续战斗。 但清政府不顾这些愤怒的抗议，在日本压力下于1895年5月8日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

台湾岛上的居民强烈抵制割让台湾，这个岛屿在中法战争以后改为行省，由于1885-1891年首任巡抚 的努力，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这时台湾人反对将岛屿割予日本。1895年5月25日，居民宣布独立，建立了台湾共和国，并推皋时任巡抚 出任总统。6月2日，清廷派李鸿章之子李经芳前往台湾执行交接，大批日军也来到台湾。1895年1O月，地方性抵制运动终于被镇压下去，台湾共和国从此不复存在。

清朝失败的原因

重新评估这场战争，可以看到中国注定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日本当时已是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意识使政府和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在战争中所面对的是日本民族团结一致的力量。在中国，政体基本上仍处于中世纪式的，政府与人民各行其是。战争压根儿没有影响到普通民众，这场战争几乎全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与淮军在作战。西方观察家就精辟地将这场战争称为李鸿章一人舆日本一国的战争。

其次，中国方面权责不明确，指挥不统一，没有动员起全国的力量。李鸿章掌管外交和朝鲜的军务，却无权决定政策性事宜，也无权控制北洋水师与淮军以外的舰只和军队。当然，在这么多年的训练与准备后，李鸿章的海、陆军竟表现得这样糟糕，也是不可原谅的。但是，仅由李控制区域内的力量与日本国家的全部力量较量，其失败也是在所难免，李鸿章的这套辩解也却是实情。

第三，清廷和北洋水师领导层的腐败，从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国劳而无功的命运。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建筑颐和园和宠信太监，以及世风普遍败坏，这些都注定了中国的败绩。战前英国顾问曾建议中国购买两艘快舰，但由于资金缺乏，清廷也未予以重视。相反，日方购买了这两艘船，其中一艘『吉野』号在海战中战功卓著。

在北洋指挥层内部，腐化舆陋习泛滥一时。李鸿章本人并无廉正之名，他选用僚属时，只看与他个人的亲疏关系、是否为他私人效劳，而不管他们品行端正与否。许多陆海军将佐对太监总领李莲英阿谀奉承，自贬为其『门生』，还用贪污的公款送礼给他。李莲英又转而包庇他们的不法行为。据说，那两艘铁甲舰上的十英寸口径大炮每门仅配备三枚炮弹，而许多小炮却配置着口径不同的炮弹。装备军火的资金流入了李鸿章的外甥 这位军需官的私囊中。尽管北洋水师貌似强大一新近漆刷的船体，军官整齐的制服，但它只是中看而不实用，只适宜巡航港口，却不能打现代海战。李鸿章深知北洋水师的弱点，所以他不愿开战，相反依赖外交手段解决朝鲜危机。

第四，李鸿章的外交有本身的局限性，他过分相信那种『以夷制夷』的老策略。他被喀西尼误导，以为俄国会为中国介入此事，迫使日本和平解决。当这一允诺无法兑现时，李又孤注一掷地转向英美寻求调停，这两国均不能有效影响日本。李鸿章的外交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因为他不懂现代国际政治的实质，过高地估计他个人的说服本领。当他最终意识到外交努力归于无益时，军事准备工作已被大大耽搁了。

总而言之，这场败仗无可否认地证明了自强运动的失败，这一失败在十年前的中法之战中已经显露出来。这种外交、军事与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努力，缺乏相应的体制与思想变革，无法振兴国家，并使之成为一个现代政权。中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的反响

这次战败标志了清王朝的即将灭亡，并且引发了帝国主义的加紧扩张及国内政治运动的兴起。在这些影响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帝国主义加紧扩张 中国的战败暴露了满清王朝的腐化舆无能，也招徕了列强争相在华割占土地(见下一节)。外国帝国主义将整个中国分割为各自的租借地与势力范围，在这些地域内，他们修建铁路，开采矿山，设立工厂，开办银行，并设立各种各样的剥削机构。帝国主义加紧扩张使中国陷入更深重的半殖民地状态’直至1943年，中国才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

民族工业受到压制 日本在和约中获得了在华设厂的权利，各国因享有最惠国待遇，它们也拥有了这项权利。这使得帝国主义可以在中国从事生产，因而避免了关税，并降低了运输费用。舆那些萌芽中的中国工商业者相比，外国投资者和开发商拥有大量资金、工艺技艺和特权地位，因而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外来的经济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本土资本主义的自发成长，并将中国的工业降低到依从、附属的地位。

日本的崛起 日本取代中国成为远东头号强国，它南有台湾，北有朝鲜，取得了日后向东南亚推进的稳固基地，也构成了进军满州的跳板。这次战争为日本1904年挑战俄国铺平了道路，也为其崛起为世界大国、日后侵略中国，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治东南亚打下了基础。

中国的新政治运动 战败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满人无力应付时代的挑战，自强运动那种表面的现代化，无法使江河日下的统治获得新生。而且，新的帝国主义危机产生了瓜分中国的危险。此时，中国思想界认识到，只有一场激进的改革，甚或革命，才可拯救中国。进步人士倡导效法彼得大帝与明治天皇，进行体制重组；极端分子则主张革命，以中华民国代替满族王朝。在战后中国，政治运动主要由这两股潮流构成。

战后对外关系

三国干涉 1895年4月23日，即《马阕条约》签订仅六天，俄、法、德三国联合照会柬京，提出警告说，日本占有辽东半岛将威胁北京的安全，使朝鲜的独立成为欺人之谈，并且还威胁着整个远东的和平。三国干涉的始作俑者是沙俄，因为沙俄对日本在亚洲大陆取得立足点，感受到威胁。事实上，沙俄自己也在觊觎辽东半岛南部的两个不冻港大连与旅顺。俄国财政大臣维特(Witte)伯爵就公开声称：『当务之急是制止日本渗入中国心脏和在辽东半岛取得立足点!』 在1895年3月30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俄国人决定努力使辽东半岛保持『战前原状』，并建议日本停止攫取该地；若日本对此警告置若罔闻，俄国将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包括轰击日本港口，逼其就范。对外，俄国宣称对中国无任何领土野心； 法国作为俄法同盟的一员，出于义务支援俄国，而德国一心想使俄国卷入亚洲事务，以减少它对欧洲的压力，也参加干涉。

日本政府决定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代价是中国在先前的2亿两赔款之外再支付5,000万两。三国将这笔额外赔款总额减至3,000万两。1895年11月4日，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签订了正式的赎辽协定。

俄国人成了中国人眼中的英雄，并因主动向中国提供对日赔款贷款，令中国人感激不已。第一批赔款为六个月内支付5,000万两，第二批为在随后六个月内再支付5,000万两。当时清政府的岁入为8,900万两，清廷根本无法承受巨额赔偿，只有借款一途。为了筹集第一笔5,000万两赔款和3,000万两赎辽费，北京向俄_法银行团 借款4亿法郎， 利息为4厘。安排此次贷款的维特伯爵向中国保证，俄国的贷款是可靠的。后来，在l896年和1898年，清廷又向英_德银行团借款两次，每次l,600万英镑，利息分别为5厘和4．5厘。

中俄秘约 俄国伸出友好之手的行动，使中国高级官员感激涕零，张之洞与刘坤一等高级官员纷纷赞成联俄，以抵制扫后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侵略，这种主张得到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对英国在中日战争中袖手旁观，深感失望，他这次是最强烈地认为联俄是中国未来外交的主要原则。李鸿章一向是亲俄反日的，这一点已充分清楚地表现在1874年海防塞防之争和1878-1881年伊犁危机中他所持的立场上。慈禧太后最后也完全同意中俄结盟方针。

俄国方面，维特伯爵希望清政府同意让俄国取道满州，把西伯利亚大铁路扩展到海参崴，所以他欢迎与中国结成更紧密的关系。这条铁路始建于1891年，已修至外贝加尔。问题在于，铁路是沿黑龙江北岸通过一些十分艰难的地带，还是穿过满州到达海参崴，后者可以使铁路缩短514俄里(350英里)。维特伯爵力主采用后一路线，以节省金钱与时间，并推进其『和平渗透』中国的政策。俄驻中国公使喀西尼受命向李鸿章解释，这条铁路将便于调动俄国军队保卫中国。双方进行了初步讨论，但未达成正式条约，尽管英国的《宇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曾作过所谓『喀西尼协定』(Cassini Convention)的报道。

俄国取得铁路修筑特权的想法与中俄结盟的愿望，终于在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加冕之际实现了。据说，沙皇曾给慈禧太后发电，称中国如果派李鸿章作为贺使，将使他不胜欣喜。战后失宠的李鸿章于是被任命为一等钦差大臣和赴俄致贺使团团长出使西方。74岁高龄的李鸿章生平第一次出使西方，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并历访英，法、德、美诸国国君。

在圣彼得堡期间，维特竭力使李鸿章相信，为了在紧急情况时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俄国需要有一条从欧洲部分直达海参崴、贯穿蒙古与满洲北部的最短铁路线。维特向李鸿章保证，这条路线可以提高经过地区的生产能力，并且不会遭到日本反对，因为它可以把日本与欧洲连接起来。 维特舆李鸿章就下列三项原则达成了一致：

(1)中国允许俄国沿赤塔到海参崴的直线路程修筑一条铁路，铁路可交由民办的中东铁路局管理。

(2)中国划出一片土地以供铁路建筑房屋和管理之用，路局在该区内拥有全权，包括警察权。三十六年后中国可用七亿卢布赎回铁路，满八十年后则可无偿交还中国。

(3)中俄两国同意，日本若进攻中国、朝鲜或俄国的远东地区，中俄两国应互相援助。

显然俄国强调的是前二条，而中国则强调第三条。

后来有传言说，李鸿章曾从俄国受贿150万美元，但维特否认此事。不过，即使贿赂属实，这笔贿款在李的考虑中也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他来俄国的明确的秘密使命，就是要缔结一项盟约。李非常热衷以夷制夷的政策_这一次是利用俄国对付日本_以致此时他自鸣得意地宣称，该条约将保中国二十年平安无事。 但是，和平并未维持两年。

割地狂潮 在三国干涉事件以后，德国向清廷要求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因为此时其它所有列强都在东亚拥有基地，如英国之在香港，法国之在北部湾，俄国则可以在胶束过冬等等。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此后，在1897年德皇访问俄国时，他问沙皇是否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这是海军上将蒂尔皮茨(Tirpitz)选中的优良海军基地。沙皇处境尴尬，不便拒绝。他知道俄国宁可在更靠北的地方寻找海军基地，于是含糊地允其所请。德国人随后便利用两名德国传教士于1897年7月11日在山东被杀害的事件，占领了胶州湾，并迫使中国政府将其出租给德国，租期99年。另外德国还取得在山东境内建筑两条铁路的特权。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Muraviev)受此事的鼓舞，又建议占领旅顺与大连，沙皇支持这一方案，而维特与海军大臣表示反对。维特强调履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诺言是很重要的，而海军大臣则主张在朝鲜建立基地。1897年12月，俄国借口保护中国不受德国侵略，强行占领这两个港口。1898年1月1日，库罗伯特金(Kuropatkin)将军就任陆军大臣，他坚持将占领区扩展至两港口周围的区域。3月，沙俄迫使中国签约，攫取了租借旅顺与大连25年的权利，同时获取权利从中东铁路修建一条南满铁路抵达这两个港口，再修筑一条支线通至营口和鸭绿江。维特事后承认，俄国在这次谈判中，曾付给中方谈判人李鸿章50万卢布，张荫桓25万卢布。 现在俄国人占领了辽东半岛，而它是三年前中国以3,000万两库银从日本手中赎回的。

有了这些先例之后，割地狂潮如野火般蔓延开来。英国不甘落后于德、俄两国，租借了威海卫，为期25年；租借了展拓的九龙新界，为期99年；此外它还从清政府取得不将长江流域让与他国的保证，使这一地区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则得到了不将福建割让与其它国家的同样保证。法国以99年为期租借了广州湾，并在云南与两广建立了它的势力范围。只有意大利对浙江三门湾的要求因为海关总监督赫德的建议而遭到拒绝，清廷也未受惩罚。美国当时陷于美西战争与古巴革命，未能加入这一狂潮之中，尽管它的海军曾一度垂涎三沙湾。

瓜分中国使清帝国面临被分割的威胁。事实上，外国日渐加紧的扩张，促进了中国内部的维新运动，并促使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 英国在中国拥有特殊的利益范围，但它还要求其它列强享有特殊势力的地区开放自由贸易。作为割地狂潮的参与者之一，英国很难提出反对他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对英国贸易关闭门户的主张，而在1899年，在英国对华贸易总额5,500万英镑中3,500万英镑是来自其它列强的势力范围。因而英国转而请求美国支持，因为美国在这方面是唯一『清白』的大国。1898年3月和1899年1月，英国驻华盛顿公使斯福德(Sir Julian Pauncefote)两次吁请美国务院联合发起一场支持在华商业机会均等的运动，但没有成功。然而，美国在结束美西战争和兼并菲律宾之后，对此事的反应变得积极起来。这时，英国仍坚持提倡门户开放的观点。贝思福爵士(Lord Charles Beresford)还为此事撰写了《中国的崩溃》(The Breakup of China)一书，并前往美国游说，鼓吹这一政策。另一位英国的中国通、中国海关税务司贺壁理(A．E．Hippisley)也使他的美国朋友柔克义(W．W．Rockhill)相信，这个主张是明智的。美国前驻华公使柔克义此时已成为美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的远东事务顾问，他便在贺璧理提供的章程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主张在华商业机会均等的文件。国务卿海约翰于1899年9月将它送交英、德、俄、法、意、日诸国。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1)一国应同意在其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不干涉任何通商口岸或其它国家的既得利益。

(2)一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不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等方面歧视他国国民。

(3)中国现行条约税则适用于各国在华势力范围，中国政府得以徼收关税。

对于这个照会，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态，各国都模糊地宣称，是否接受这个照会将视其它国家而定。但是海约翰却于1900年3月20日宣称，各国都已『断然而明确地』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只有日本对美国的解释提出了异议。后来，在义和团事件时期，『门户开放』原则眼看受到列强行为的威胁时，美国于1900年7月3日发表了第二份声明，宣称『门户开放』包括保护中国领土和行政权力完整。由于这声明仅仅是一项意向性宣言，它并不要求其它国家作出回复。

『门户开放』只是一项原则宣言，而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政策；美国既不打算、也没有力量强制推行。但奇怪的是，在宣布这项政策后，瓜分中国的趋势确实缓和了下来，这倒不是因为列强响应了美国的呼吁，而是因为它们害怕互相之间会发生对抗与冲突。由此而形成的均势，挽救了清帝国，使其免遭立即覆亡的命运。

中日战争，1937-1945年

中国统一起来反对外来侵略的前景，令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极端分子担忧在大陆的扩张政策之前途。与1931年一样，急于在中国变得强大之前展开攻势的人，仍然是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军官。这些军官受轻而易举地征服东北、没有遭到国际制裁及法西斯和纳粹在欧洲崛起等因素的鼓励，急于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并在那里建立一个日本的大陆基地。在西安事变和中国采取统一战线政策后仅仅半年的时间，即1937年7月7日，这些军官就在距北平以西十英里的芦沟桥策划了一次事变，突然与中国驻军发生冲突。一当战事开始而所有和平解决的希望破灭，中国政府为了生存，痛下战斗到底的决心。日本人原本指望的一场征服华北的短期战争，转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一直延续到1945年。在不到半个世纪里爆发的这第二场中日战争， 对两个国家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导致了日本在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失败，也彻底消耗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势力，同时又给了中共一个扩展军队和政党组织力量的机会，并最终夺取政权。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兴起

虽然1937年的『中国事变』表面上是由关东军策划的一个地方事件，但实际上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有预谋的阴谋。这次事件令日本军方与文职政府之间，以及军方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一连串冲突达到了顶峰。自从关东军成功侵占东北以来，军国主义者就以牺牲文官政府为代价，一举跻身于国家政治。这些少壮派军官对军人不应干政的传统戒律置若罔闻，并公开抨击党派政治家不懂处理国务，从而降低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在沙文主义热情的刺激下，他们奚落官僚的无能和腐败，并言之凿凿地责难财阀们造成了经济萧条。这些少壮派军官自许为国家的救星，发誓要清除这些邪恶势力并开创一个『昭和维新』，在这个维新中，天皇将通过军队重新建立与农民和全体人民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个使命非常『神圣』，令少壮派成功地构建了一种形象，即不允许让任何事情损害军队的威望和地位。他们冷酷地追求权力，公开宣扬扩张，乐意诉诸谋反、阴谋、恐吓和暗杀等手段，这暗示了某种『非正常行为』。 确实，他们桀惊不驯的行为连讲究军纪的老派军官也难以容忍。然而少壮派很难被遏制，因为他们声称代表着人民的心声和日本的前途，还得到极端派政客和秘密会社的支持。在1932-1936年间，军国主义者始终在国家政治中稳步崛起，直到他们完全将文职政府驾空。这是现代日本的一段悲剧。

1932年的『五．一五政变』 军国主义者的迅速崛起，部分是通过政变和暗杀等残酷手段实现的。在1931年春两次流产的政变之后，少壮派采用了政治暗杀的手段，在1932年春，他们有效地清除了前藏相和日本银行总裁兼三井财阀领导。 随后，1932年5月15日，一帮陆海军军官进攻东京警察厅、银行和政党总部，成功地谋杀了犬养毅首相，此人反对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赞同以谈判解决事端。厚颜无耻的暗杀者公然藐视事件的后果，事后他们向警察自首。随后的审判变成了一个向公众散布谋反者之哲学的场合——通过消灭软弱的政客、腐败的官僚和自私的财阀来拯救国家。他们的论点激起了广泛的同情，以至于连起诉人和报纸都把谋反者当作是英雄而非暗杀者。自1918年起就存在的政党政府遭受了致命的打击，直到二战以后才能复元。

1936年的『二．二六政变』 尽管军队在反对文官统治上团结一致，但也存在着内部纷争。一些年长的、较有责任心的军官严守避开政治的传统律令，但许多人却变得满脑子政治，一心要干政。后一种人中有两个派别。一派是皇道派，由少壮派活跃分子、校级军官组成，首领是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和宪兵司令火田俊六。他们要求建立军事独裁、控制国家预算、扩充陆海军、基础工业国有化、在亚洲作领土扩张、在中国采取直接行动。另一派是统制派，成员是一些年纪较大的、更讲军纪的高级军官，如长田铁山将军、阿部信行将军，但奇怪地，东条英机将军也包括在内。他们也想采取坚定的对外政策，扩张日本在亚洲的霸权，但他们不赞成直接的和恐怖主义的方式，而倾向于通过合法手段和正当途径来取得成效。

军队内部的纷争造成了动荡和混乱。在1933年7月，一伙少壮派军官不满于斋藤首相无力推行皇道派所要求的改革，密谋杀死所有的内阁大臣和政党领袖。虽然这场疯狂的阴谋被及时发觉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但在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的环境中，四十四名被告却在1937年前逃脱了审判并在1941年获释放。不过，这场政变的失败还是使统制派得以在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荒木将军的陆军大臣职务由林铣十郎将军接替。为了缓解两派之间的水火之势，1935年7月，林铣十郎起用一位比较温和讲理的军官渡边重太郎中将替代真崎将军担任了教育总监。这次改组的策划人是统制派的永田将军，他春风得意的时光只持续了一个月——1935年8月12日，一个少壮派激进分子相泽三郎中校将他刺杀了。可是，对这个刺杀者的死刑判决根本没能挫伤少壮派军官的狂热情绪。当1936年1月大藏相削减了军队预算之时，他们决定再次行动。

2月26日，一帮少壮派军官和1,400名士兵由安藤哲郎上校率领，夺取了对东京中枢要地的控制，占领了国会议事堂、警察厅和陆军省。他们袭击首相官邸，误杀了首相的内弟。其它被杀者包括一位前首相、 大藏相 和教育总监。 直到忠于政府的军队包围了兵变者并宣读了天皇命他们返回军营的圣旨之后，政变才得到了控制。随后的审判处决了十三名少壮派军官，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被判处监禁。

随着1936年3月冈田上将辞去首相之职，广田弘毅接管了政府权柄。他自1933年秋起就担任外相，并以其与极端分子过从甚密及支持对中国侵略的政策而着称。在军国主义者的支持下，他承诺要『革新』政府，并任命了许多军队认可的人进入内阁。

广田弘毅的对华政策 广田弘毅的政策旨在使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分离开来，以便压迫中国屈服。在华北的日本人策动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和山东五省的自治运动，并于1935年12月建立了一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中国政府则成立了总部设在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作制衡。但是，随着日本浪人、朝鲜人和台湾人公然从事大规模的白银和毒品走私，摩擦不断加剧。显然，华北正开始显得像第二个东北。

中国民众要求抵抗日本的呼声日益高涨，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成功地削减了三分之二的贸易。广田为满足民政党占优势的国会之愿望，在1936年夏开始与中国谈判，建议：(1)取缔中国的排日活动；(2)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3)中日联合防共，特别是在外蒙古地区；(4)中日经济合作；(5)日本向中国政府各部门派驻顾问。这些条件，尤其是带有1915年『二十一条』味道的最后一条，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中国提出反建议：(1)终止日本人、朝鲜人和台湾人的走私；(2)日本军队从冀察两省撤离；(3)压制日本人策动的自治运动。谈判于1936年12月破裂。

在国际上，广田采纳一项朝向孤立苏联、准备对美英开战及与德义合作的政策。日本在1936年舆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议，一年后又与意大利签订了同样的协议，越来越走近战争的边缘。

广田政府在1936年12月倒台，次年2月林铣十郎将军出任首相。新任外相佐藤尚武建议通过恢复经济关系，并在一些次要争端上达成初步协定来争取与中国和解；但华北仍将保持为一个特殊地区。此时中国已经形成了统一战线，无意作进一步的妥协。四个月后林铣内阁垮台；以近卫文麿公爵为首的继任内阁完全受军队的左右。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鼓吹对中国使用武力。虽然他的想法遭东京拒绝，但驻华北的日本军队决定自行其是，在1937年7月7日挑起了冲突。

不宣而战，1937年

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关于允许外国签字国在北平(北京)到渤海湾之间驻扎军队的条款，驻华北日军于1937年7月初在北平郊外芦沟桥附近举行了一场实战演习。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在7月7日午夜前进入附近的宛平县城进行搜查。在遭当地中国驻军——宋哲元将军麾下的第二十九军——拒绝后，日军轰击了宛平城，并于7月8曰凌晨4：30占领了该城，这样就挑起了两国之间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

战衅一起，来自东北和日本本岛的日军增援部队便拥至华北，占领了北平周边的所有战略要点。显然，芦沟桥事件只不过是一个更大图谋的开端而已。已投身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南京政府决定抗战。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牯岭召开的一次暑期会议上，蒋中正果断宣布，到最后关头时，中国别无选择，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自1931年起一直被推延的抗战终于具备了内众力和意义。中国人民和各个党派——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团等等——都热忱地宣誓支持抗战。

虽然中国准备进行一场持久战，日本却不想陷入亚洲大陆的泥潭；在参谋本部的心目中苏联仍然是主要敌人。日本企图速战速决夺取华北及迫使南京同意经济合作。日本军方藐视中国作全面抗战的能力和意志，许诺要在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从严格的军事角度来看，他们的预言似乎是很正确的。

现代化的日本军队显然远胜于中国军队。在予二十九军以重创之后，日军在7月下旬作好了进攻北平的准备。为保卫这个古代文化珍宝名城而作任何有效的抵抗，无疑会给珍贵无价的历史遗产和艺术品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害。国民政府决定让北平免遭这样的可怕命运，于是在7月28日下令军队撤离该城。两天后天津也沦陷了。

8月13日，日军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以图摧毁中国进行战争的经济能力。出乎意料的是，蒋在那里投入了最精良的德式训练的部队——第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该部相当成功地阻挡了敌军的推进达三个月之久。但日军迂回包抄中国守军的计谋最终得逞，引起了中国军队防线意想不到的迅速瓦解。通往南京的道路暴露无遗，敌军迅速向中国首都的大门推进。

蒋将首都迁至四川重庆，那里崎岖的地形、陡峭的峡谷和湍急的长江使它几乎不可能被敌人突破。蒋自己作为中国军队统帅留在战略重镇武汉指挥作战，而学校、工厂和沦陷区的其它设施则被敦促迁至内地。西南成为了一个新的抗战基地，破毁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梦想。

南京沦陷后发生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约有十万平民遇难，同时还有难以计算的妇女受辱。这个后来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的事件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致连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向国内公众隐瞒了真相。当真相最终在战后的东京国际战犯法庭揭露出来后，日本人民都为这种暴行感到羞耻不已。

在攻陷南京后，日军主力向北进取重要的交通枢纽徐州。但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1938年3月底到4月初，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伤亡达三万人之众。这是自南京沦陷后中国方面的第一个大捷，但中国军队最终在5月19日不得不撤出了徐州。稍后，在6月份，中国人炸毁了黄河岸堤以阻挡敌军的推进。

接下来的会战在蒋的行辕所在地武汉展开，日军十二个师团从长江和淮河沿线两个方向合击该地。经过四个半月大小数百次战斗，武汉最终在1938年12月25日弃守。武汉的丢失加上10月21日广州的陷落，把一些不坚定的国民党领导人推到了绝望沮丧的地步，但蒋一如他宣誓的那样坚持抵抗。

武汉的失陷标志着持续十六个月的战争第一阶段之结束。在这一阶段，中国以空间换取时间，将敌人引入了内陆。日军深深陷入中国腹地的泥潭，再也无法自拔。

国际制裁姗姗来迟，因为欧洲本身受着纳粹和法西斯的威胁，而美国则还严守其中立。然而，无论形势如何，日本人却不能立即赢得战争。东京听凭自己陷入僵局，采取了靠傀儡政府帮助来维持占领区的政策。1937年10月29日，在察哈尔和绥远建立了一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内蒙古的德王为前台的统治者。12月14日，另一个傀儡『临时政府』在北平建立，以王克敏为前台人物，管辖河北、察哈尔、绥远、河南和山东五个北方省份。1938年3月28日，第三个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以梁鸿志为形式上的首领，管辖江苏、浙江和安徽华东三省。但这三个首领都没有获取统一所需的全国性威望；因此日本人加紧寻找一个名望更大的人物。

战时外交与美国卷入中国事务

从1937年7月战争爆发到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中国都是独自进行抗战。尽管它从西方国家那里得到了同情、道义支持和一些小笔贷款，但唯一给予中国实际援助的国家是苏联。由于中国的战争，苏联直接免除了来自日本的压力，所以在1937年8月主动与中国签订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向中国派来了一些『志愿』飞行员，并三次向中国提供了总额达2.5亿美元——1937年和1938年各5,000万，1939年1.5亿——的3％低息贷款。到1939年年底，苏联已提供了一千架飞机，派遣了大约两千名飞行员和五百名军事顾问。事实上，苏联的一些最优秀的军事专家都参与了援华项目。

同一时期西方的援助少得可怜——这是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欧洲的动荡局势所致。西方的援助总共才2.635亿美元——刚刚超过俄国的2．5亿——其中美国提供了1.亿美元用于购买非军需品、5,000万美元用于稳定货币，而英国和法国则分别提供了微不足道的7,850万美元和1,500万美元。不过，美国在1937年战争爆发前后购买的中国白银达3.5亿盎司，价值2.52亿美元，这间接地帮助缓解了沉重的军费负担。然而，荒谬的是，在1939年7月日美商务条约终止之前，美国是日本丝绸的大买主及石油、废铁和汽车零部件的主要供应者；它还满足了日本对金属、棉花和纸浆总需求的将近40％。 毫无疑问，日本与美国市场的关系，直接和间接地支持了它在中国的战争行动。

但是，1939年9月欧洲爆发战争，极大地改变了外来援助的格局。俄国的援助不断减少，直到最后竟至断绝，而英国和法国也缩了回去，以免开罪日本。在日本的压力之下，法国在1940年6月中断了越南至云南的铁路运营，一个月后英国也关闭了滇缅公路，从而完全把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了开来。这种局势，因美国随日美关系的恶化逐渐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而稍有改善。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将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虽然在1941年对华租借的总额只有2,600万美元，只占租借给所有国家之总额的1.7％，但这毕竟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开端。此外，美国和英国的其它一些贷款期限也获得了延长，以帮助稳定中国的货币和外汇汇率。

袭击珍珠港改变了中国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外来援助的结构。英美对日宣战和中国对轴心国的宣战，使亚洲的战争成为一场世界规模的反侵略和反独裁斗争之组成部分。同盟国成立了中——缅——印战区，以蒋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自1942年1月5日开始生效。早年曾在北平当过语言教官的史迪威将军被派到重庆担任蒋的参谋长。而且，自1941年8月起就一直在昆明参战的一批美国『志愿者』飞行员——飞虎队——在1942年7月4日并入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以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将军为司令。 从此时起，美国的援助大幅度增加。从1942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美国对中国的贷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亿美元。租借法援助也相应地增加到13亿美元，加上1941年的2,600万美元和1946年的2.1亿美元，租借总额高达15.4亿美元，占对各国租借总额的3％。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相继攻占了香港、新加坡、缅甸和菲律宾。盟军黯然失色的表现与中国的长期抗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的抗战现在赢得了西方新的尊重。国防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对罗斯福称『中国人已经作的和正在作的对侵略之卓越抵抗，以及他们对共同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给予所能给予的最充分的支持。』华盛顿不仅向中国提供了一笔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货币稳定，而且还说服伦敦在1943年1月11日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宣布废除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一切不平等对华条约。此外，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还决心不顾英国和苏联的反对，让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不喜欢让中国人在太平洋到处奔跑』，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Molotov)则坚持中国在欧洲根本没有利权可言。最后这两国都听从了美国的劝说，接纳中国为1943年11月1日莫斯科宣言的签字国之一。这个重要文件是四大国所作的一个不间断地进行战争直到赢得最后胜利的誓言；它特别否认了任何舆敌国签订单独和约的意图。

1943年的开罗会议 罗斯福喜欢与世界领导人会晤，并就战争目标和未来和平方案做出重大决定。同样，各国领导人也急于同他会晤，以便保证得到美国更强有力的援助。在这样的环境下，罗斯福很想与蒋中正和史太林面谈，但中国领导人蒋中正却不太愿意同这位俄国领袖照面，因为1941年的日苏中立协议及据称的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之支援令他怨恨。蒋请求首先获得单独会见美国总统的机会，如果不能安排这个会晤的话，那他宁可推延会见。于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安排了两次会议，在开罗会见蒋及在德克兰(Teheran)会见史太林。

在同盟国的大战略上，欧洲位居第一，太平洋其次，中国居第三。丘吉尔担心美国总统对中国的偏爱，而可能对蒋作出过分的承诺，从而使欧洲的战争受损，故他请求首先与罗斯福举行预备性的会谈。但罗斯福害怕这样一个举动会引起中国和俄国的怀疑，便径直前赴开罗。蒋与罗斯福举行了长时间亲切的会谈，由毕业于韦尔斯利女校、英文非常好的蒋夫人充任翻译，但这却令丘吉尔恼悔不已，他评价说：『英方舆美方人员的会谈令人苦恼地被中国的事情搅乱了……总统……很快就关起门来与(蒋)委员长长谈。劝使蒋及其夫人去参观金字塔放松放松自己，直到我们从德克兰返回的一切希望，都付诸东流了，结果，原本在开罗最次要的中国事务，竞占据了首要位置。』 蒋要求立即收回所有失地的请求，获得了罗斯福的赞同，并随后得到了丘吉尔和史太林的认可。总统进而同意增加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供应中国的运输航次，执行对日本的远程轰炸，给予中国在未来的联合国组织中较高地位。罗斯福总统感到，通过给予中国体面的奖赏，中国会加强对敌作战。

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第一次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全部归还中国被日本抢去的失地，归还日本在本土以外的领地，即萨哈林岛和库页岛归还给苏联、一些日本在太平洋的托管地交给美国。美国总统在向美国人民发布的圣诞贺词中，热情地宣布：『今天，我们舆中华民国在深厚友谊及共同目标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站在了一起。』

史迪威危机 中美关系内部的一个危机，是蒋中正的美方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性格。绰号为『醋约瑟』的史迪威倔强固执，缺乏他的职位所需要的军事外交官之素质。1943年9月6日，他提了一项虽然在军事上颇为合理但在政治上却极为敏感的建议：蒋应解除对西北共区的军事封锁，并允许第十八集团军与政府军一起对日作战。美国驻重庆的使馆人员估计，至少有20个师、或许多达40万人的蒋中正之最精锐部队受命去封锁中共区域，他们本可以用于打击日军的。史迪威干涉中国政治的行径激怒了蒋，蒋打算请求美国将他召回，但蒋夫人劝阻了，理由是这样一个行动将在美国不受欢迎。蒋史两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缅北战略上的分歧而更加恶化，史迪威一直在缅甸北部训练中国军队，以图打开一条通往自由中国的新的供应线。 在日军发起的1944年总攻(『一号攻势』)面前，争吵白热化了，日军的这次攻势旨在开辟一条自华北经华南到印度支那的『大陆走廊』。在这场进攻中，日军前进至广西省的重要城市桂林。此前供美军B-29轰炸机用作轰炸日本的飞机场失陷了，而且重庆本身也受到了威胁。史迪威重新提出了利用中共部队的建议，而蒋则予以顽固拒绝。两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到难以修复的地步。

对中国的共产党问题及中苏的总体关系深切关注的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前来中国，并训令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向史太林灌输需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观念。史太林和莫洛托夫答称，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人造奶油共产党』、『卷心菜型共产党』和『萝卜型共产党』——意谓红皮白心。 当蒋听到这些描述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表面上是天真的农村民主分子，但实际上他们比俄共更共产主义化。他向华莱士保证，他将采取政治手段来解决中共问题，但希望中共放弃它独立的军队和领土，将其并归国民政府。关于中苏关系，他起誓如果罗斯福总统同意充当『仲裁者』或『中间人』的话，他甚至愿意前赴苏联会晤史太林。

蒋严厉地控诉史迪威缺乏合作和判断力。为了舆白宫建立直接的关系，他请求美国总统派一名私人特别代表前来重庆。 他希望通过这种策略绕开给史迪威撑腰的国务院和国防部。华莱士评价说：『我被一位身处困境之人的这种吶喊深深地感动了。』随着日军的进攻迫近重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史迪威的劝说下，请求罗斯福总统要求蒋把包括中共武装在内的所有中国军队之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蒋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他对罗斯福说可以接受这个『苛刻的但也真诚的』建议，不过必须首先满足三个条件：(1)明确界定史迪威的权力；(2)中共军队不包含在他的指挥中；(3)由蒋中正本人完全掌握和分配租借物资。罗斯福总统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称：『蒋委员长的话相当有理。』胡佛(Hoover)总统时期担任过国防部长的赫尔利(Hurley)将军，以总统特使的身分被派来重庆，协调史迪威与蒋中正的关系，并帮助史迪威出任中国军队统帅之职。温文尔雅、循循善诱的赫尔利保证了蒋同意将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尽管蒋坚持要保留在重大战略决策上最终定夺的权力，以免史迪威的权力超过他。就在这个节骨眼上——9月19日——『醋约瑟』前往中国领袖蒋中正的官邸，并且不听赫尔利的劝告，传达了一条罗斯福总统发来的措辞强硬、含有指责味道的电文，要求蒋立即给予史迪威对中国军队的『无所限制的指挥权』，否则蒋就应对中国迅速恶化的军事局势承担『个人责任』。赫尔利评价说，这份电文好像『在蒋的太阳穴上狠击了一下』那样令他头晕目眩。

蒋告诉罗斯福总统，虽然他愿意接受一位美国将军及重组自己的军事指挥系统，但他却不能将如此重要的责任托付给史迪威，此人想要控制他而不是与他合作。蒋直截了当地请求将史迪威召回。担心可能丢掉指挥权的史迪威缓和了态度，同意取消使用中共部队一项。但木已成舟，蒋不会改变立场。

尽管联席参谋长在这场争吵中继续支持史迪威，但赫尔利的一份巧妙的报告打消了罗斯福总统或许有过的任何疑虑，赫尔利写道，他相信蒋是可以被说服并接受领导的，但史迪威却认定蒋委员长非得靠逼迫才会行动；故而史迪威的任何动作都会被当作是要制服蒋而非舆他合作。赫尔利机敏地告诉总统：『若是没有史迪威的话，您与蒋之间就毫无纠纷』；『窃以为，如果您在此次争端中支持史迪威的话，您或将失去蒋，而且会因失去他而失去中国。』报告的结尾称他相信，如果委派另一位美国将军来接替史迪威，蒋将会与他合作并规划出制止日军推进的方案。赫尔利的建议证明是决定性的，于是史迪威在1944年10月19日被召回。

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中将被任命为驻华美军总司令兼蒋的参谋长，但不是中国军队的司令。魏德迈谦和体谅的举止与史迪威刚愎自用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这使他立即得到了蒋的接纳，中美关系转眼就改善了。奇怪的是，日军的攻势也在此同时自行减弱了，原因是日本将其部队转调至太平洋与美军作战。从此以后，驻华日军再也没有发起大规模进攻。

赫尔利的调停，1944-1945年 因国共摩擦妨碍了中国的战争效率并威胁到未来的国家统一和重建，赫尔利寻求促成两党和解的方法。1944年11月7日，经蒋和美国总参谋部的同意，赫尔利飞赴延安与毛泽东举行了两天的会谈。中共因赫主动倡议这趟行程而动容，并给予了热情的接待。随后的讨论在11月10日达成了五点建议。建议倡导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中共代表参加一个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实行公民及政治自由，以及在一个全国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合并所有的武装部队。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分在建议书上签了字，赫尔利则以『合众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分签了字，虽然美国国务院后来坚持他只是作为一个『证人』签的字。 为表示对美国之努力的感谢，毛泽东在11月10日致函罗斯福：『与蒋介石委员长达成一项将促进中国人民幸福的协议一直是我们的愿望。通过赫尔利将军的斡旋，我们突然看到了实现这一愿望的希望。』 延安访问后使赫尔利相信，『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所秉持的原则与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原则之间，即使有所分歧的话，分歧也不是很大。』但是，蒋却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中共问题。对他来说，联合政府意味着国民党训政的失败，并为共产党渗透进政府开了方便之门。当他提出自己的三点方案时，他明白无误地拒绝了五点建议。三点方案要求中共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将他们的军队交给国民政府，而国民政府则将给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及在全国军事委员会中的代表权，同时实行一些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总之，他要求毛泽东交出军队并信任国民党在未来政治权力分配中的诚意。毛泽东在他的《论联合政府》中评论说：

这些人(即蒋及其部下)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然而他们没有自由……正因为他们(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他们也一概没有自由。

迫于公众舆论和美国建议的压力，蒋同意召开一次国是会议，它将包括所有党派的代表和无党派人士。表面上，这次会议将商讨结束国民党训政、制定宪法、草拟共同政纲及在宪法正式颁布之前所有党派参加政府等相关事宜。但实际上，联合政府是蒋和国民党极其讨厌的事物；他们暗中策划阻挠联合政府的产生。1945年3月3日，未经与共产党的事先磋商，国民政府宣布将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来通过一项新宪法。由于这次大会的代表是1936年在国民党操办下选举产生的，因此蒋能够指望通过一部有利于国民党的宪法。周恩来谴责国民党这个行动的『欺骗』性，毛泽东则拒绝承认1936年国民大会的合法性。事态陷入了僵局，谈判破裂了。

1944年11月17日，高斯大使辞职，由赫尔利接任为驻华大使，但他没有得到使馆人员的完全支持，许多使馆人员已开始公开批评蒋及其政权。他们敦促华盛顿绕开国民政府直接与中共及其它对日作战的党派打交道。罗斯福总统否决了这个想法，并赞成赫尔利无条件完全支持蒋的政策。但是，到1945年5月，那种向蒋施加压力促使他与中共达成协议并扩大其政府的主张，越来越得到华盛顿的赞同。与此同时，在国际层面上，与对日战争之高潮相关的重要决策正在制定之中。

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 到1944年底，德国的战败已经在望，同盟国领袖们将战略重心转向了日本。华盛顿已经决定直接从太平洋进攻日本，而不是像原先计划的那样从中国发起进攻。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在德国战败之后的十八个月里就能取得对日本的胜利，而德国的战败预计将发生在1945年7月1日到12月1日之间。对日本实力的过高估计，导致了讨论邀请苏联参战以缩短战争时间，并减轻盟军的牺牲。光复了菲律宾的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估计，摧毁日本在东北的驻军将需要苏军的60个师。为了确定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条件，1945年2月在雅尔塔(Yalta)召开了一次三巨头会议。

在会上，史太林同意在德国战败后两至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的战争，条件是1904年被日本侵占的所有俄国从前的权利及俄国在东北的特权归还给苏联。具体地说，他要求得到库页岛、南萨哈林岛、大连和旅顺等不冻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对外蒙古现状的支援。他告诉罗斯福：『很清楚，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俄国为甚么要参加对日本的战争。』 由于许多条件都涉及到没有与会的中国之主权，保证中国同意这些条件的事宜就托付给了罗斯福。在史太林方面，他同意将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并与蒋签订一项承认他为中国唯一领袖的条约。

罗斯福此时病魔缠身，非常疲劳，他没有在雅尔塔会议上据理力争。他认为自己已完成了会议的主要目标，即史太林同意(1)在德国战败后三个月内参战；(2)支持蒋为中国领导人；(3)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然而，他又确实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签字让与』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权益。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坚持完全没有必要为让苏联参战而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因为苏联或许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参加战争。但是，丘吉尔否决了艾登反对签署雅尔塔协议的建议，以表示他对罗斯福总统判断力的信赖并保护英国在远东的利益。

雅尔塔协议的具体条款瞒过了蒋和赫尔利，但这两人都间接地获悉了某些部分。赫尔利感到被驾空及受到侮辱，因此决定在1945年3月返回华盛顿时质问总统。令他吃惊的是，他在与罗斯福握手致意时觉得总统的手『骨瘦如柴』，脸颊上的皮肤『像是贴在颧骨上一般』。赫尔利日后表白说：『你知道，我胸中曾有的所有斗志都垮掉了。』 4月12日，罗斯福去世，杜鲁门(Harry Truman)在对雅尔塔协议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任总统，那份协议收在海军上将李海(Leahy)的特别档案中。

苏联已在4月5日照会日本，两国之间的1941年中立协议已失去了意义；故『不可能』再持续。事实上，根据协议条款，它将在这份照会发出以后的一年内仍然有效，苏联显然不愿再等到那时了。现在事态发展迅速。5月1日希特勒(Hitler)自杀，一星期后德国投降。苏联军队开始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蒋派妻舅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以图在苏军进入东北之前舆史太林达成一项协定。史太林向中国提议订立一项为期三十年的反对未来日本侵略的友好同盟条约。史太林承诺支持蒋为中国的领袖，保证不支持他的敌人，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周之内撤离东北，两到三个月内完成撤军。作为回报，中国应在东北给予苏联许多重要的让步：在一个包括旅顺、大连及邻近地区的军事区襄驻扎海空军的权利，拥有东北铁路及相关企业、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在这些条件被写成一项正式的条约之前，史太林前往波茨坦(Potsdam)会晤丘吉尔和杜鲁门。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他在离开时得悉了日本已在7月6日请求他调停，以谋求日本舆同盟国达成和平。

在1945年7月16日波茨坦会议第一天的晚上，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成功爆炸。 消息传到了杜鲁门那里。曾在丘吉尔和史太林面前颇不自在的杜鲁门总统『因它(这个消息)而胆气大壮……并称它给了他一种全新的自信心。』丘吉尔以诗一般的华丽语言说．：『炸药还有何用?一钱不值。电力又有何用?毫无意义。原子弹是二次(基督)降临。』 这位英国领导人确信，战争将在一两次原子弹的猛烈轰炸中结束，故不再需要请求苏联参战了。美国的军方将领同意这个观点，但他们坚持说苏联的参战将更快地结束战争而相应地减少生命牺牲。无论如何，当时存在着一种固执的感觉，苏联对东北的控制无法阻止，除非美国愿意以战争来保卫东北；否则最好还是让俄国作战而赚得他们的酬劳。

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招致迅速彻底的毁灭』。当东京对这个警告置之不理时，8月6日在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两天以后苏联参战。8月9日，第二枚原子弹落在了长崎，一天后日本政府宣布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同一天，史太林警告宋子文，如果同盟条约不尽快签订的话，东北将处在落人中国共产党之手的危险中；于是在8月14日条约签了字。 苏联同意给予蒋中正为首的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军事的和物质的支持；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在日本战败后三周之内苏军撤离，三个月内完成撤军行动；不干涉新疆事务；承认外蒙古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中国方面则同意让外蒙古通过全民表决行使自决，承认在三十年之内与苏联共同控制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三十年之后它们将无需作任何赔偿自动转归中国。大连将在三十年之内作为一个对所有条约国家开放的自由港，而旅顺港则将成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

虽然这项条约代价昂贵，但却被蒋满意地接受了，因为它为中国保证了北方边界的和平，并使苏联承诺了承认中国对东北和新疆的主权，并且不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诚然，与苏联的和平对中国的战后重建是至关重要的，蒋感到即使苏联不履行其条约义务，这项条约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检验其行为的标准。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发布了一项结束战争的诏书，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Missouri)战舰上签署了投降书。在经过八年抗战以后，中国终于胜利了。蒋的威信空前地高，因为他领导中国渡过了最艰难的战争岁月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地受人尊敬——它已完成了最漫长的反侵略和反极权主义的抗战。

战争的后果

战争对中国、日本和东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如下：

东亚的国际新秩序 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开创了东亚的一个新时代。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取代了日本的主导国家地位，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的创始国，拥有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一票否决权。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与此相对，日本不再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了，并且要在美国的占领和指导下重建经济。虽然老牌的欧洲殖民列强——英国、法国和荷兰——在战争中获胜，但昔日的威望却大大降低，因为这些国家在战时被日本赶出了在亚洲的殖民地，而且从前的殖民地印度、缅甸、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都吵闹着要独立。始于十六世纪的欧洲在亚洲之殖民主义时代终于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美国凭借其在打败日本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崛起为最强大的太平洋国家。这一转折预示着亚洲国际关系发展中一个全新篇章的开始。

国民党的衰竭 尽管对日本的胜利主要由美国人取得，但中国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牵制了相当比例的日本军队，令他们不能投入到其它地方。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独力抗战，抗击了在中国本土的50万到75万敌军——大约是日本总军力的一半——此外还有20万到70万的驻东北关东军。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230万日本的海外派遣军中有120万被钉在了中国。在中国的战事耗费了日本战争总开支的35％——即340亿美元中的120亿——另外还有396,040名日本人战死，更多数量的日军受伤。 在中国一方，中国动员了1,400万人，总伤亡达3,211,419人——包括1,319,958人阵亡、1,761,355人受伤、130,126人失踪——而且还招致了14,640亿元法币的可怕战争债务。 平民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算。在交战中首当其冲的国民政府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消耗非常惨重，导致无力应付战后时代新的挑战。

经济灾难 国民政府自1928年建立起计，就一直受连年的赤字开支的困扰，在抗战期间，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省份落入敌人之手，导致关税收入丧失，财政赤字更加严重。下列三个典型年份的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了收入舆开销之间巨大的差距：

政府没有办法弥补这个差距，只有采取公认为不明智的增加纸币发行量的手段，尽管明知道这种做法将不可避免地引起通货膨胀。纸币发行量从1937年战争爆发时的19亿元法币猛增至1941年底的158.1亿法币，1945年时的10,319亿法币。滥发纸币的后果是暴升的通货膨胀和平均零售价的急剧上扬：

通货膨胀最终损害了军队的士气，打击了行政效率，破坏了平民的生活，并使中产阶级沦为贫民。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灾难，使大部分中国人与政府离心离德，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谴责政府的管理失措和不负责任。尽管通货膨胀是维持战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弊病，但它在战后时期便成了一种祸根，损毁了政府根本的经济基础。

心理的疲惫 在耐心地忍受了八年抗战的一切困苦之后，中国人民疲惫不堪，一当赢得了胜利，便再也不想进行任何类型的斗争了。他们期待着和平安定与休息养生，而一旦这种愿望得不到满足，便怪罪政府和执政党。毛泽东早在抗战初期，就正确地预见到了这种事态的转折，敏捷地利用了民众的这种不满。一当和平恢复，他便立即开始挑战国民党的统治权。内战的阴霾再一次不祥地笼罩了神州大地，令这个筋疲力尽的民族之未来继续充满了动荡。